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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眼科中心唐仕波教授专访—不求闻达于世,但求无愧于心
2009-04-23 17:55:00 作者:眼科时讯 来源: 网友评论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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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仕波教授,男,1961年4月12日出生,中国广西合浦人,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、博士导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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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简单的成长 无悔的选择

  我祖籍是广西的古城合浦,在与越南边境接壤的边陲城市防城长大,毕业于防城中学,这是一所有历史名气的学校。1969年随同父母到了干校,“文革”结束后又随同父母回到防城,以高一的水平参加了1977年恢复的第一届高考,后在1978年如愿考上了大学,因为母亲出身于医学世家,所以没有通过别的选择就报了医学院,以第一志愿被中山医学院录取,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,也是我终生无悔的选择。1983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,并有幸被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、毛文书教授挑选到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(现中山眼科中心)。因为是多年后第一届正式的大学毕业生,老一辈专家非常重视,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24小时住院医师培训,老教授晚上10点钟要到病房巡查,顺便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不在。这为我今后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眼科学基础。

  充实的德国生活

  1985年10月在毛文书教授的主持下,中国第一届国际眼科会议在广州召开,我们这批年轻人有幸参与了会务工作,有100多位国外顶尖专家与会,同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先进的眼科学术领域的窗户。

  1986年,老专家国外受教育的背景使得他们积极支持我们出国留学。因仰慕德国在医学界的威望,我选择了慕尼黑大学眼科医院——也是德国最大的眼科医院,主攻视网膜病基础与临床方向,这时才定下了我的专业。当时的院长Lund教授是前德国眼科学会的主席,我的导师Kampik教授则是仙人的院长。对我们这些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的年轻人,他们起初是很好奇的,也很热情,但还是认为我们医学上比较落后,在日常生活中,时常表现出不信任,不放心。然而再查房过程中,他发现提出问题我们都能回答,临床基础好而又好学的中国人当即令他刮目相看。从此对我青睐有加,并主动要我读学位,积极为我申请奖学金。

  1987年我被录取攻读博士学位,语言成为一个要攻克的难关。在德国留学、深受德国人紧张有序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氛围所影响。我的工作学习也是安排的充充实实,每天早晨7:30开始交班,看病人、查房、手术一直到下午1:00,中午在医生专用餐厅就餐,下午2:00-6:00做实验,晚上7:00-10:00到歌德学院学习德文,回到住处后还要做德文功课,每天夜里12:00后才能休息。这是简单而充实的生活。德语是一门易学难精的语言,不过我还是通过了PNDS的考试得以正式入学。

  1988年中山眼科中心要求我们回国,虽然有不少公派留学后未归,但想到应有的诚信,我还是毅然决定回国。

  再赴德意志 重返祖国

  因为履约回国,1990年院方准许我再次赴德留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,当时我已获得洪堡基金的奖学金,主要攻读视网膜专业,Kampik教授的手术室美妙绝伦的,在此期间我打下了坚实的显微手术和玻璃体切割手术基础。

  1992年我毕业时,恰逢Gabel教授适时受命创建Regensburg大学眼科医院,有意召我去做全职医生,同时做博士后研究,帮助他建立实验室,当时能得到这样全职的位置是很不容易,连很多德国本土医生都拿不到。深知这个工作职位来之不易,加上中国人固有的“面子”问题,同时也要对得起Gabel教授的青睐。因此我的工作格外努力,成果频出,令德国人刮目相看,有一年Regensburg眼科医院在国际著名的ARVO年会上报告的五篇文章中有三篇是我的,很受Gabel教授的赏识。

  1994年是否回国的问题再次摆在面前,虽然在德国的生活是很安逸的,也可以选择美国继续做研究,但我想做自己的事。更重要的是我回国探亲期间,发现国内在技术上差距很大,很多国外成熟的技术在国内还不能开展,不少患者因此失去复明的机会。中国人又不比别人差,中国的医生也不能别人差,为什么不能给患者更好地服务呢?中国的病人应该能享受与德国人一样的医疗权,获得同样复明机会。视网膜疾病是不逆盲,不救治的话患者就会失明,90%的病例是容易治疗的,而难点就在10%的复杂病例,技术水平差别也就在这10%,我们就是要为这些患者争取复明的机会。对患者我要尽力而为,无愧于心。适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掀起了大批回国潮,在这样的热情下我义无反顾决定回来。

 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,从1995年回国至今,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远非很多在国外同学可比,救治的中国眼疾患者人数恐怕也是同学中最多的了。在采访期间,我们跟随他看病人、做手术,对患者他是来者不拒,很多人没有挂号,手里拿着其他医院的医生的病历或信件直接就来了,他也是亲自接待,——看过。一天六台玻璃体切割手术后仍是神采奕奕,间或偶尔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就休息沉思一下。
    
  眼科时讯:在眼科专业中后段医生是难较培养的,也不容易出成绩,您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后段医生最关键的是什么?

  唐仕波:关键的是不能心急,要脚踏实地。理论基础、辅助检查、每个手术的收获都要用心,视网膜手术有大的原则,但手术没有固定程式,变数很多,要求术者有很好的应变能力。如何能做到“临危不惧,处变不惊”呢?丰富扎实的外围知识,辅助检查如视觉电生理、荧光血管造影、基础研究等都是基础,还须有基本的检查和手术机能。培养一个成熟的后段医生,起码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。不要单纯只做手术匠,否则作为后段医生是很难提高水平,术前诊断和术后的处理都需要全面的知识,必须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。

  眼科时讯:在德国学习生活了六年,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?

  唐仕波: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诚信和规矩,认真和踏实,少说多干。从交通、工作、守时上都很规矩,街上有很多的时钟好像提醒你守时似的,是一个有秩序、严谨的社会。就像“德国制造”一样值得信赖,质量好而且耐用。回国后也想在一些方面做些变革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有所提高,希望能影响周围的人更规矩地工作。但大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,要循序渐进。

  眼科时讯:德国的医疗模式是怎样的?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吗?

  唐仕波:德国其实有点国家社会主义的味道,全名都是有社会医疗保障的,附加私人商业保险的能享有更好的服务,并有完善的转诊体系,不会有看病难的问题,不会有看病贵的问题。有健全的失业救济制度,人口出生率低因而鼓励生育,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并能有效率地运作,经济基础好,国民素质高,人口数量较少,才能使这样的体制能够长久运行。

  中国的大环境不同,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照,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,是不能照搬的。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把措施落到实处,尤其是地方政府,如何能恰到好处地控制,使医疗体系既有创造力又能有效率地为大众服务。在德国,医生的社会地位很高,认可度很高,医疗纠纷也很少,在医患关系上我的感触良多。作为医生主观上要改进,我们看得是“病和人”,要全方位关心病人,从心理上理解病人,客观的病情和主观愿望是常有冲突的。我们没有权利命令病人,只能提出建议,把自己和患者放在同等位置上。我们有很多的外地患者,病情很复杂,到我们这里几乎是最后一站了,一定要尽己所能为患者着想,为患者设计最好的方案,客观说明可能存在的风险,让患者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医生和患者共同来对付的是“病”。很多病案需要个体化、个性化的处理,即使是非常忙碌之时,也要留时间给患者,了解他的心理,和患者良好的交流非常有益医患关系的缓和。医疗行业风险很大,对医生来说假使只是一个案例的失败,但对患者来说则是100%的失败,甚至失去光明。

  但是现在社会舆论和媒体的一些导向对医生很不公正,把体制的矛盾转嫁到医生和患者个体上,导致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。我们要有坚定地信念,净化队伍和修炼自身,相信医生终会得到社会认可,医患关系也会从现在的“冰点”逐渐上升。

  眼科时讯:您认为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应该是什么?

  唐仕波:我是侧重于结果管理的,至于过程方法和具体怎样做要学生自己去把握,要他们自我锻炼,我不想把自己的固有想法强加于人。但我会阶段性地督促,发现问题和及时调整方向。我并不期待每个课题都有预期成果、阳性成果,阴性结果的研究也很重要,甚至可以逆向思维中找到新方向,比如寻找不致病的阴性基因。一般先给学生们三个月的时间来海选他们的课题,着重于在已有的基础上,寻找与其他学科结合点。找到学科新的增长点、空白点,是倾向于求新,提供思路后通过实践来探索。科研经费上要靠自己去争取,我很感谢全国的同行对我们的支持,得到大家的认可。我们同时还致力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成果转化,我们现在又两种药和几个手术器械的专利申请,也在尝试着成果转化呢。

  眼科时讯: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有什么新进展?与大家分享一下吧。

  唐仕波:随着经济的发展,糖尿病发病率越来越高,由此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已是发达国家主要致盲原因。我们知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晚期的必然结果,理论上100%都会发生。

  我20年前在德国已经开始其发病机理的研究了,因为那时在德国已有很多病例了,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,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这个“富贵病”的问题。从发病机理上来讲,它与免疫反应、炎症反应、淋巴因子、细胞因子等有关。较早以前,1990年我有文章发表免疫反应研究、抑制免疫反应研究反证了发病机理,1997年因此得到卫生部、广东省的奖励,除了对VEGF、炎症因子的深入研究之外,有别于传统的方向是以血管改造,把不好的血管进行重塑成正常的血管。

  另外我们从逆向思维角度,就是从易感基因的方向来研究,研究不易感人群的基因,为什么他们不发生呢?血管重塑主要通过转基因、基因修饰、导入健康基因来改造,血管本身不是坏的,不健康的血管才会出血、渗漏,需要改造成健康的血管。另一方面做微循环的改变,关于微血管的病理生理改变的研究最近在JCI杂志(IF:15.03)上发表,这是和国外合作的成果。还有在临床上治疗上比较热门的。例如黄斑水肿采用眼内注射VEGF的药物,如Avastin的应用。

  眼科时讯:在AMD的治疗上有什么心得和神秘武器?

  唐仕波:AMD长期以来是不了治疗的致盲疾病,它的治疗经过激光—手术—PDT(光动力疗法)—药物治疗各个阶段。PDT是个新希望,但有一定局限性,抗VEGF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先是Macugen,现在有Avastin、Lucentis。Avastin、Lucentis都是单克隆抗体,但Avastin是纯的鼠抗原的抗体,Lucentis是人源化基因重组的抗体。美国现在主要用Avastin。

  Avastin是VEGF抗体,作用有特异性,与现有任何药物相比价格低廉,玻璃体腔内注射副作用低,全身安全性好,治疗效果好,不但延缓病情而且还可以提高视力。我们和美国合作现在临床上小部分使用,效果很好。美中不足是要反复使用,4周至6周需注射一次。现在又小包装的产品只要30美金注射一次,相对其他治疗是很便宜的。

  眼科时讯:对于中药治疗眼底病方面,您有什么见解?

  唐仕波:中药在改善微循环、调节代谢、恢复视细胞功能应该是有作用的,但中药以复方为主,国内没有更深入的研究,在单体上的科学性有所欠缺。近几年来,我们在视网膜变性方面的研究有进展:研究不以发病机理为主,而是以恢复为主,采用转基因、营养生长因子、干细胞分化移植、感光细胞移植等,还希望通过中医药单体以保护感光细胞,通过胚胎、成体视网膜干细胞研究,分化成感光细胞以取代病变的感光细胞从而发挥功能。

  我们于1996年建立玻璃体视网膜实验室,主要是针对复杂视网膜疾病的治疗,我们有近十位医生而且各有所长,有视网膜血管病变、视网膜脱落、黄斑病变、外伤性眼底病等专长,还分成眼底内科、眼底外科,吸引了大量来自祖国各地患者前来就诊。

  眼科时讯: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?

  唐仕波:致力于国际接轨,加强国内外的交流,我们举办地2004和2005年国际会议反响很好,希望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高峰论坛,与世界同行面对面的交流能加快彼此之间的信息互换,不落后于时代。

  致力于玻璃体视网膜领域知识产权的自主开发,申请专利,关键是如何成功地转化成成果,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。现在的药品、手术方式、器械、设备全都是来自国外的,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原创。

  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的平台,让人人都有所为,平台越打越高越好,成为每个人展示的舞台。个人与团体的发展是个相互促进的,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,个人的发展是根植于团体的发展中的,只有团体发展了,个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。

  总之,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,做好每一件事,要使中国眼科医生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,我们就要先夯实基础,积聚力量,厚积薄发,才能一飞冲天,让人不可小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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